文/黄维忠
2012年2月23日至28日间，“内地藏族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分别在四川成都、北京召开了三场小型座谈会，就内地藏族流动人口对汉藏民族关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既有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也有在成都市发展的藏族企业家。
2011年5月29日，成都市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演员在表演丹巴嘉绒锅庄。 江宏景摄 新华社
2012年2月23日至28日间，“内地藏族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分别在四川成都、北京召开了三场小型座谈会，就内地藏族流动人口对汉藏民族关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既有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也有在成都市发展的藏族企业家。以下是其中部分专家的发言摘录：
冉光荣
（四川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学术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汉族地区的藏族的活动，是我们要加以关注和研究的现象。成都号称“西藏的后花园”，那么武侯祠横街就是“成都的八角街”。这两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在成都活动的藏族群体和他们的一些特点。成都市户籍藏族人有三万多，是成都居民人口中最多的少数民族。
成都的藏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口居住和活动的相对集中。大概主要分布在武侯区、金牛区，同时周边的一些县市如双流、都江堰、大邑、崇州都有一定的分布，而且形成相对的聚居小区。以西藏驻成都办事处及其附近的居民小区——“武侯名苑”为代表；二是商业活跃。他们有专门的街区，叫“藏族文化用品街”，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点，对民族文化用品基本上形成了垄断之势。此外，有一些典型的企业，比如说西藏饭店、拉萨啤酒公司，还有西藏成办医院等等，展现的是川藏联营的企业的特殊生命力。比如说拉萨啤酒公司，应当说它实际上是一家西藏的小型公司，但是经过在成都的联营以后，形成了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中等公司的规模。西藏企业跟成都的高校联合，典型的就是跟川大生物工程系联合，把西藏的土特产，比如说糌粑、荞麦进行加工，提高附加值，为西藏本土企业找到生存发展方向。
2009年10月28日，四川康巴藏语卫视频道在成都创建，使用康巴藏语的藏族同胞有了自己的电视频道。 陈凯摄 新华社
进入成都市的藏族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西藏及其他藏区在成都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家属；二是藏族的商人；三是在成都求学的学生。在这几部分人当中，最富有研究价值的就是商人。因为他们不像传统的干部，他们来自民间，他们的种种影响对藏族来说最具有标杆性的作用。他们要在汉族地区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一种共识的最有效途径是什么？就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藏族商人找到一条自身价值的实现之道，他们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市场中找到自我。他们对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人文环境都有深刻的理解并加以运用。通过自身经营的成功对汉族地区的人民和汉族地区产生信任，那才是持续的、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关系。因此，民族关系的改善，主要是市场经济这只手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尊重、理解、沟通、交往的基础是经济交往，即经济关系。
藏族到内地是中国民族关系在新时代有机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交融点在于“礼”文化，而不在于血缘。“礼” 的核心趋势就是汉代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精英来讲，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形势——汉族如此，少数民族也是如此。少数民族的政治抱负是要入主中原，入主中原就是接受中华这个“礼”。 这就是元朝建立、清朝建立的一个根本原因，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中华文化。所以作为藏族来讲，虽然地处边陲，它的政治精英向东、向内地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和使命。
今天必须要通过市场化来促进西藏及其他藏区经济的发展和藏族素质的提高，通过这两者来形成汉藏以及汉族和其他民族一种坚实的、全面的、相互依赖的民族关系。
藏族在成都的活动透露了一些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苗头，如果加以深入发掘的话，我想带来的不仅仅是藏区的发展，不仅仅是汉藏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对于解决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问题、中国的社会稳定，都很有价值。总之，只有把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一体地看待，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
斯农平措
（藏族，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
成都是汉藏文化和汉藏交流的典型城市。每年有100多万藏人流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很多。
来自地震灾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中学的学生住进了四川省都江堰八一聚源中学宽敞、明亮的宿舍楼。新华社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妇女问题、就业问题、城镇化问题；那么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美人谷）的妇女在都市的生活就是个非常好的例证。可以这样讲，美人谷有数千妇女在内地城市传播嘉绒传统歌舞文化，从人口比例来说，可能在藏区、甚至在全中国是妇女进入城镇、就业率最高、最多的一个县。
藏族的餐饮和音乐、歌舞在成都的发展也是个典型的方面。像我们经常去吃的“阿热藏餐”这样的藏餐吧就是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后，在都市站住脚、发展起来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民族大学在成都建立了60年，已经培养了几十万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人才，它实际上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成果，也是江泽民同志所说的“三个离不开”（即“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真实写照，某种程度上是城市文明反哺周边文明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石硕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内地城市里，成都是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辐射和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城市。虽然空间上成都和拉萨的距离很远，但西藏的藏族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极高，成都流行什么，拉萨就流行什么。我们四川大学一直是和西藏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有很多西藏的学生在川大读书，都是藏族，他们无一例外对成都的认同度极高。有这几个原因，一个是藏族在成都没有任何压力，很自由，比如说到饭馆、娱乐场所、购物，成都人很热情，很好打交道，就和他们在拉萨差不多，没有任何障碍，有家的感觉；另外就是这个地方的东西非常好吃，品种多样，价格公道。他们觉得只要到了成都就相当于回到家了。民族关系从来不是空洞的，它都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关系组合起来的，如果集中采访一、两百个到过成都的西藏的藏族，让他谈他对成都的印象、经历和感受，原始地记录下来，就是一本很好的民族交融关系的书。
在四川省都江堰市八一聚源中学，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中学学生参加复课仪式。 陈凯摄 新华社
现在的汉藏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历史上尽管有茶马古道、朝贡等交流，但这些交流以官方渠道为主，民间为辅。现在由于市场化、城镇化这两个强大的推动力，实际上汉藏交流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且是民间为主，即无论是读书、求职、经商，还是旅游、看病，都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王川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成都的藏族流动人口可以分为经济型、智力型、养老型、劳力型几种类型。
汉藏文化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都非常接近，相互认同感强。血缘上DNA 和分子基因图谱研究都能够证明；文化上都崇信佛教，藏传佛教往北、往西、往南的传播口子都被其他宗教掐断了，只有往东面走。
我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现在有300多藏族学生，有10多个藏族教师。川师在2003年就成立了“格萨尔藏文化协会”、“西羌文化社”等学生社团，经常开展校际互动活动。我一直担任这些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感受师生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无论是汉人、藏人、羌人，都是中国人；无论是汉族、藏族、羌族，都是中华民族。
陶斯文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
我们在成都的棠湖中学，还有双流的机械职业技术学院、“安康家园”做过教育方面的抽样调查，发现藏族到成都后基本能够和谐地融入到这个城市，而且在实现文化认同这个重构过程中也非常顺利。原因可能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藏族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可能高一点；二是语言交流没有障碍；三是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如双流，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就规定只要买的房达到90平方米以上，你就可以把户口迁到双流来，就使他（藏族）可以很快地就成为当地的居民）；四是家长对教育重视；五是社区管理非常到位。成都的“联动协调机制”比较好，三州（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有很多成都办事处，和成都市政府间的沟通很好；六是成都人包容性强（成都人不排外，对藏族同胞也很认可）；七是带来文化的一种补充，比如说锅庄、弦子已成为当地人（包括汉人）主要的健身娱乐方式。
◎居住在四川成都双流县的甘孜籍藏族老妈妈泽仁在玉树地震后，来到接管地震伤员的华西医院担当起志愿者。 新华社
因此，就算他们即使有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差异，还有民族文化的差异、地域文化的差异，但是由于上述因素，藏族也能够很好地和成都本地人和谐相处。
李锦
（女，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成都市的藏族流动人口主流是“钟摆式流动”，每年天热的时候他会回西藏或者其他藏区避暑，到了冬天，他就出来避寒。学生放假的时候都回去了，开学时又全回来了。过节放假时都涌至成都休假，假期一完就返回藏区。
我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现在有300多藏族学生，有10多个藏族教师。川师在2003年就成立了“格萨尔藏文化协会”、“西羌文化社”等学生社团，经常开展校际互动活动。
成都的藏族流动人口类型比较多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是民间、自发的形式成主导。民间自发的大体上有几种类型。一是做生意型的，因为成都是整个西南地区的中转中心，进藏的物资基本上在这里中转；二是养老型的，养老型的逐渐从以前的干休所式聚居转向自发购买商品房分散定居；三是教育型的，藏族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度空前提高，但凡有点能力人员都愿意将子女送到内地来上学，但他们并不愿把子女的户口迁来成都，因为孩子以后还要回西藏或者其他藏区参加当地优惠政策下的联考招生。实际上这部分人是利用了成都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又利用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优惠政策，是两头占，为子女迁居内地人口是比较多的。
民族问题的根基是平等，平等体现在给他提供的社会服务、公共服务的环境都是平等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个案，就是都江堰市在“5·12”灾后房屋重建。“5·12”地震以后都江堰很多房屋损毁了，都江堰市有一套针对灾民的房屋重建，但没有说是针对哪个民族的，完全是针对所有灾民的。在灾后重建、房屋分配这个过程里面，藏族移居者找到了作为一个都江堰市民的感觉。
我一直觉得居住格局对民族关系非常重要。居住格局在早期时肯定是更多带有民族性，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地方就跟我同民族的人在一起，但是城市的高流动性使得民族性越来越淡，会变成社会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早期出来的年龄比较大的这批人，大都是聚居的，但是他们的子女多数是散居的。这个趋势很明显。但是不管怎么散居，他都有一个藏族自认的网络，这个可能是都市环境下面一种文化的网络，这个网络没有破，这个也很重要。
过去的朝贡体系规定你什么样的人能来，什么样的人不能来；你要迁徙也是有限制的，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还有户籍卡着。但目前从成都市的情况看，对于藏族到这个地方来，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政策的限制，我觉得没有限制本身就很有历史性的意义。
潘蛟
（彝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部民族东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里面有几个节点，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化，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这期间，像西南、东北的有些少数民族开始进城，比如苗族、瑶族、朝鲜族以及藏族；二是2000年后，有一个特别大的拐点，少数民族往南流动，不仅仅是做些小生意，有很多被卷到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业中，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部分。这对我们真正理解东西部的关系也很有意义。以前，我们强调东部带动西部的发展，但实际上是西部在支撑东部的繁荣。
东部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东部民族构成的多样化，对东部民族关系的改变有很大影响。广东的民族人口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又出现了空巢化，比如东北延边的朝鲜族，一部分低端的去韩国打工，高端的在青岛的韩资企业做管理，青岛估计有20——30万，中间有约10万是获得户籍的，成了当地的居民。
民族关系过去是区域性的，但现在区域被打破，是少数民族流动打破了区域限制。从离散再到聚居，东部又出现了新的民族聚居区。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民族文化的延续，结社的诉求，还有社区的选举，区政府、区人大的代表性问题，这些都对当地社会形态形成新的挑战。
杜永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
生活在内地，尤其是大都市的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研究关注的热点。西藏和四省藏区在内地生活的藏族主要在成都和北京两个地方，北京差不多有1万多人。
说到内地藏族，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参与，第二个是分享。参与，正因为他流动了，就可以参与到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去，参与到国家的科学发展中去。参与是各方面的，拿流动人口来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经济上的参与是首要的，很多人是被经济吸引而来的；第二个是政治参与，比如在党政部门工作；第三个是文化参与，藏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第四个是宗教参与。参与也是一种人权。分享，就是因为他们到内地生活、工作、学习，他们才能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