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区发展课题组，一直在西藏农村做调查研究活动。2005年7—8月，课题组又沿着川藏公路在四川省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进行了学术调研。根据课题组的业务分工，我负责对藏区村庄的政治、法律及公共服务等问题的调研。在广泛的调研活动中，我从各村庄的政治领袖们如村长(包括自然村的村长或称为组长)、党支部书记等那里获得了大量真实、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田野素材。笔者在此将其中的部分访谈记录奉献给广大读者。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农村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雅仲村远眺
藏装加工村的领头人洛松格勒
美玉乡是左贡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地区，平均海拔4300米，离县政府所在地汪达镇约100公里。2005年7月12日，课题组一大早就出发前往美玉乡，希望能在村民早饭结束前赶到那里。根据以前的经验，像美玉这样的牧区，家里的男主人白天有可能外出放牧，而女主人很难详尽地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因此，赶在男主人出门之前留住他们，是保证我们顺利进行调研的明智之举。
汽车从县城出发，沿川藏公路在山谷峡道间向西北行进，2个小时后，汽车越过怒江的支流玉曲河沿喀曲河北上，视野逐渐开阔起来，呈现出典型的高原牧场风光。约行3公里，到达了美玉乡乌必村的珠噶曲杰村民小组，蓝色的炊烟在村子上空飘荡，说明村民的早饭还没有结束。笔者在那里如愿地截住了准备外出的村长洛松格勒，并占用了他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村里的服装加工活动进行了访谈。
“我们这个地方叫乌必村，民主改革之前属于第巴雄察雅宗管辖。乌必村下设3个村民小组，我们家属于珠噶曲杰组。整个乌必村有72户，共450人。我叫洛松格勒，今年44岁，虽然没上过学但已经当了13年村长了。”
“正如县、乡政府介绍的那样，制作传统藏族服装是我们村经济活动中的一大特色，全村每家每户都在从事这项活动，周围还有几个村子也与我们类似。从前我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现在虽然也有畜牧业，但是牲畜比较少了。像我们家就只有牛20头、绵羊50只、山羊10只，畜牧业每年的收入大约有2000元。”
作者与乌必村村长洛松格勒的合影
“我们搞藏装加工是最近20年的事。最早是洛桑赤列家干起来的，他们加工自家的羊羔皮，做成藏族传统的布面皮里的冬季服装销售，发现有一定的利润，于是有好几家都跟着做。后来有村民到青海去，发现那儿的回族地区母羊一年产两胎羊羔，其中的一胎全部捕杀，卖羊羔皮。那里的羊羔皮价格比较便宜，于是就大量收购回来加工。现在全村都在加工皮张，但是根据每家人力、财力的不同在生产规模上有差别。”
“一般地，我们每年藏历三月从拉萨进皮张、外套等原料。皮张多半都是从青海来的回族商人手里进货，而外套则在拉萨的服装店订制。作为装饰用的珊瑚珠、水獭皮等从西宁购买。进货多数都是自己去，用自家的汽车或雇汽车拉回来，人手不够的人家也可以托人进货，不用付给劳务费，但有时算运费，根据情况自己商量决定。整个夏天全村都忙着加工皮张，制作服装。因为我们按照传统的方法加工，靠人力用手揉皮子，因此劳动量还是很大的。我们也听说过内地有先进的加工工艺，但是我们还不掌握。到秋天差不多10月份，拿着做好的藏装出去销售，一般去昌都、拉萨或者四川甘孜的巴塘、理塘等地。我们的销售方法多是在路边摆摊子，没听说谁交过税。邻近的结巴村则有人在拉萨专门从事销售。由于我们的藏装已经有一些名气，还是比较好卖的，最多花一个多月就全部销完了。”
“我们搞服装加工的资本主要靠国家的扶贫贷款，银行根据村民的家庭条件分别发给我们金、银、铜卡，金卡每年可以贷款10000元，利息为300元/年。银卡每年可以贷款6000元，利息170元/年。铜卡每年贷3000元，利息30元/年。我家在村里属于中等收入水平，银行发给我银卡，因此可以贷款6000元。”
“加工羊羔皮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多数人的手到秋天时都有老茧，有些人的手干脆裂开了，但能挣到钱还是很好的。每年的利润我们没有仔细算过，一般一张质量、大小中等的羊羔皮，进价约15元，加工后可以25元卖出。但多数情况下是制成衣出售。一件男式藏装需要16张羊羔皮，女式需14张。男式藏装的成本约为300元，销售价为500元。2003年我进了600张羊羔皮，年终利润大约为15000元。去年由于发生口蹄疫，皮张禁止流通，就没有多少利润。今年我进了500张，希望一切顺利。相比来说离我们村不远处的结巴村的加工规模要大些，那里许多人家一年的加工规模都超过1000张羊羔皮。”
课题组采访乌必村村长洛松格勒
“虽然藏装一般都能卖出去，但是销售仍然是个问题。一般都是村民拿着自己的成衣出去销售，亲戚之间有时也会委托销售，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精于推销。有时候出门在外，还会遭人欺负。以前，村里人到拉萨销售时，就曾遭到流氓围攻，发生打架斗殴，结果把对方给捅死了。现在大家出去都很小心。不过这两年开始出现了收购成衣的人，他们通过销售挣钱。”
“除了服装加工外，村民还可以通过采集虫草等增加家庭收入，不过今年天旱，虫草长势很差，我们家两个小孩只拣到了几十根，也就卖了300多元。虫草收入少的原因还有一是大人们忙于加工服装，不去拣虫草。二是我们村附近的两座高山都是神山，南边的“直噶”雪山被认为是梅里雪山卡格博瓦的大门，而东面的克杰日山则是我们村的“保护神”，虽然这两座神山上虫草比较多，但是，大家都不去那儿挖，在神山上乱挖会遭报应。”
“我们村子内部一直是很团结的，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我已经当了13年村长，村民比较听我的。但是，我们与外村还是有一些纠纷。比如，我们与结巴村的尼美组有草场纠纷。我们两个村的草场是以喀曲河为界的，牛有时候过河吃草被对方打了，从而引起纠纷。双方村民之间互相争吵过，但没有动手打人。有时候先扣押过界的牛，让对方来领。乡里也出面处理过，但纠纷还是不断。现在双方都派人看护河界，以杜绝纠纷扩大，效果比较好。另外，德瓦村和田妥镇在夏季牧场也有纠纷。藏族地区草场上的纠纷到处都有，人们说这里是自己的草场，那里是他们的草场，但是，牛羊不知道，吃到哪儿算哪儿。”
忧患的老村长索南俄珠
左贡县田妥镇是川藏公路南线上一个十分著名的地方，这里因为有古老的左贡寺而吸引、聚集了许多居民，逐渐发展成为集镇，西藏和平解放之初，左贡县政府就设在这里。2005年7月10日，课题组在田妥镇政府附近的雅仲村调研，村长索南俄珠介绍了村里的情况，并表达了他的种种忧患。
“我叫索南俄珠，今年62岁。祖上就是本地人，现在村里有5户是我的亲戚。我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很早就当了村干部。1959年‘平叛’的时候，我就到巴塘、芒康一带修公路，主要是协助解放军。‘土地改革’时我就是积极分子。1962年在美玉(属左贡县)修路时加入共青团，当时，领导叫写申请书，我写了以后很快批准了。后来县委组织去察隅修公路，全乡共有57名民工，由我带队。到工地上后，又让我当由130名民工组成的小队队长。修路回来后，在农业互助组当记分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当了第三生产队队长。1973年当大队会计，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实行包产到户，三个生产队合并，我就当了副村长。2002年老村长病故，我当了村长。”
“我们村子叫雅仲，原先属于‘第巴雄’，(即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地。目前共有173户，1050人，全部为藏族。下设三个村民小组。整个雅仲村在经济上属于半农半牧，总体来说人多地少，三个村民小组的人均耕地不到1亩，亩产青稞一般在350斤左右，粮食还不能自给，需要花钱购买。”
“村里的经济、生活情况可以举我们家的例子。我们家总共15口人，老伴和我有9个孩子，7个儿子，2个女儿。一个儿子出家在左贡寺当僧人，其他6个儿子共娶了一个妻子，他们有5个孩子，其中的4个现在都已上学。2个女儿出嫁在本村。我们除了种田外，主要的经济收入包括以下几项：1，牧养牲畜，我们家有牦牛30多头，绵羊18只，每年根据需要可出售1-2头牛，公牛可以卖到2000元/头，母牛卖900元/头左右。羊毛和羊肉主要是自己消费。2，每年夏天孩子们上山采草药，我们这里没有松茸，但有虫草、贝母、雪莲花等，今年大约已经卖了2000元。3，有一个儿子参加包工队在县里从事建筑，去年他带回来1700元。4，我当村长也有一些收入，以前每年给240元，去年给了1500元。听说今年每月要发500元，但还没有兑现。比较来看，我们家在村里属于中等水平。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主要是因为从事商业活动，出去做买卖或者开车跑运输等，年收入几万元的都有。”
“现在，除了合作医疗村民不需要交任何钱。合作医疗每年交10元钱，这个制度很好，起码大家有病上医院没有什么顾虑。以前没有这样的制度，村民有病不愿去医院，结果病情耽误了，我的老伴就是一个例子。你也看见了，她的腿走路不灵便，那是因为她曾两次骨折，第一次牛顶架时踩着了，第二次是去打柴时车翻了，压断了她的腿，当时没钱去医院，就找当地土医生打了绷带，结果等解开绷带一看，腿完全歪了。现在有了合作医疗，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
作者与雅仲村老村长索南俄珠（中）
“村子这么大，村民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还是不少，最常见的纠纷要属农田灌溉争水和放牧草场之争。灌溉争水主要是争先后顺序，我们这里不缺水，只要互相谅解一点就是了，这些纠纷我就采取批评教育的办法解决了，从来没有上法院的案子。相对来说草场纠纷就要复杂得多。本村武美组的夏季草场与美玉乡德瓦村的牧场隔山相邻，美玉的村民经常晚上把牛放过来吃草，村里人发现后，轮流值班去看护草场，如果有牛过来就赶回去。后来两个乡的领导一起开会商讨，达成了惩罚协议：谁家过界放牧，每只羊或牛罚款1元。具体做法是先扣押牛羊，他们过来缴完罚款后，才能把牲畜赶回去。去年我们罚了他们100多元。这些事因为有协议，因此一般都是组长自己处理，我不过问。但有时候矛盾激化了还是要参与处理。比如，2003年武美的人把扣押的牦牛都赶到乡政府院里，美玉的人追赶过来，争吵中美玉的人用匕首砍了武美一位村民的头，武美的人群情激愤，准备围攻美玉的人，我和乡里的干部赶紧出面，让美玉的凶手赔偿200元作为医疗费，事情才得以平息。”
“我已经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了，思想上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要说我最头疼的事，有两件，一是夏天的洪水，一是与上面的干部打交道。你看到河水穿过村子，全村人居住在河水两边，庄稼地也在河水两边。这条河平时也不大，但是上游地方很大，一下雨洪水大得吓人，经常淹没田地、威胁民宅。我只能每年组织村民力所能及地修筑拦洪坝。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站在房顶上大声喊，让每家出一名主要劳力到河边密切关注河水冲毁堤坝的情况。我听说政府好几年前就有了修建防洪坝的计划，但是迟迟未见动静。今年发了一个手提式的喇叭，因为以前我喊的时候，有的村民听不到。今年洪水特别大，拦洪坝、桥都冲毁了，我可以带你去看，这样下去许多村民的住宅都要搬迁才行，否则河水要进家门了。”
“现在我老了，可能不适应形势了，跟县里、乡里的年轻干部们打交道时经常感到无法沟通，结果总是惹自己生气。他们说要修乡村公路，结果只从乡政府往上修了3公里的柏油路，其他就不管了，路过乡里的领导都以为村里都铺了柏油路，其实他们受骗了。去年给我们村修灌溉水渠，县开发办招标承包工程，据说花了20万，两个外地包工队这里施工。原先的水沟是村里人挖的，修渠需要沙子、石头等原料，村民去打小工，每天给三五元。结果修出来的水渠说起来像是开玩笑一样，还没等验收，水泥就掉了，我们看了才知道抹在渠沟里的水泥薄得就像是在脸上搽酥油。今年那条水渠许多地方已经塌陷，不能用了。我曾跟乡里建议，给我们修水渠的工程还是我们自己干最好，因为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大家都会很认真的，如果认为我们不懂水泥，请两个技术员就行了。这样既增加大家的收入，又能保证工程质量，但他们说工程都是县里直接管，跟他们说没用。最近因为水渠漏水不能用，我去找乡书记要求维修，书记说工程已经验收合格，他不管，我就和他吵架。我听说上头给的扶贫款也比较多，但是能到村里的很少。比如，你看这本《西藏自治区农牧业税费改革读本》上明确写着每年给村里2000元的工作经费，但是我们从来没拿到过。还有就是上面工作组来的时候，干部不让老百姓说话，让村长只说好的方面，不能提意见。好多地方都在组织富裕劳动力转移，我们这里没有反应，今年乡里准备让村民到竹尼卡村去盖房打工，多数村民不愿意去，因为以前有过打工到头来拿不到工钱这样的事，所以大家觉得还不如在山上挖点虫草。”
“村子的现状我是很忧虑的，年轻一代的日子总要越过越好才行。我很羡慕那些好的村子。所谓好的村子，就是村民听村长的话，大家比较团结，人心往一块想。另外，特别重要的是那些村子有很硬的后台，村里当官的多。我们村这几年出去工作的也多起来了，但没有当大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就是选好接班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想了很久。虽然现在有两个副村长，但我决定扶持一个组长，他很年轻，以前在信用社工作过，藏文、数学都很好，虽然不懂汉文，但汉语没问题。他能够帮助别人，村里关系也好。关键是他有经济头脑，自己有卡车跑运输、拉沙子等，以后的村长关键是要带领大家发家致富。我自己虽然有6个儿子在村里，考虑到别人说闲话，就没有培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