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吾师桑杰先生，作为学生、晚辈，也算是词典翻译的亲密战友，我很难提笔开篇，脑海里，心底里，反复地跳动着数字“26”。
是的，2022年1月26日，先生着藏装、打领带，隆重而饱含喜悦地在我们顶着疫情召开的领衔成果《现代汉语词典》对照版问世恳谈会上作主旨发言。2023年的2月26日，先生在深夜里悄无声息地带着尚未做完这部世纪译典巨作的遗愿离开了我们。
开放式课堂上和蔼可亲的良师
拜谒先生门下，既是偶然，也算必然。2004年，我从青海省民委（宗教事务局）公务员转岗，攻读青海民族大学的翻译专业。去面试时初次与先生交谈，我深刻感受到了先生对汉藏典籍文献、文化传统以及翻译历史的双向汇通，特别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的独到见解深深吸引了我，也一下子改变了很多人对民族大学的偏见和私下对民大“土教授”的非议。
正式开课后，让我意外的是先生并没有一开始就传授那些深奥枯燥的翻译理论，而是以《论语》译析课程引我们入门。正如课程言“译”加“析”，先生像是给小学生教课文一样，逐句领读、白话解释、对照藏文译本、逐字讲解等，并结合藏族传统文化历史中的一些概念和理念，深入浅出地阐释孔子思想。我本科读的是中文，《论语》也学过一些，但从没有如此逐字逐句去深挖细究，先生还能随时自由穿行在汉藏知识场域，互学互通，多重对话，一堂课下来，我喜欢极了。其他十几个科班藏学专业的同学，更是听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为了提升学生的翻译水平和翻译研究能力，先生安排每个同学自选《论语》篇目，可对照南杰老师的译本上台讲，也可以自己重新翻译，让学生充分发表个人见解，先生自己则坐到学生席，带头与学生交流讨论，最后再集体评课。一个学期下来，同学们都以极高的学习兴趣融入到了专业中，翻译能力显著提升。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先生千方百计鼓励我抓住青海民族大学难得的南开大学研究生访问学者的机会，我无以拒绝去天津，便开始了另一种宝贵的学习经历。与此同时，我也失去了自己最喜欢、最看中和相比之下最得心应手的翻译课。听同学说，先生还开了自己所翻译的《三字经》译析课程，贯通中华文化，把培育学生品格和提高翻译能力相统一。三尺讲台，是先生最敬畏之处，从不怠慢；随学门徒，是先生最珍惜之人，从不忽略。
先生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换。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汉藏文化同源同向，一定要双向掌握深层文化、了解传统精髓，如此，话语才能互通，翻译才能下笔有神。在教学中，先生对人名地名、文化名词、政治术语、成语典故、俗语俚语、整句篇章等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上，应该如何把握，哪里需要照原文，哪里需要再创作，哪些属“信、达、雅”，两种语言的转换要怎么对等处理，如何嫁接不同的传统文化，以及一些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抽象问题等，都极尽可能地在具体的实例中循循善诱，给予答案。
先生对汉藏两种文化的广泛驾驭能力，一腔对了解、爱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培养了一批批促进汉藏文化翻译交流、高度认同56个民族文化集大成的中华文化、共同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主权安全的现代型、开放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潜绩，虽然一时看不见，终究是根本性、长远性的。如今，先生的桃李多数在教学和编辑岗位，也有一部分当公务员，这些培养的人才绝大部分回到了民族地区，已规模性地形成了汉藏文化互通人才的知识分子新群体，他们正行走在汉藏文化共融的康庄大道上，是带领百千万青少年共同走进现代化的基础力量！
三人行，必有我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我想，能给人指路，且能让人走上正道的人，是最合格的师者，是名副其实的导师。而我有幸遇到了！可以说，遇见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一切。
负责担当的专家级学院带头人
我脱产读研后，转入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值全国上下调查民族古籍，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西宁及塔尔寺藏文古籍编目任务繁重，但西宁市没有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工作部门。先生作为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的院长，又有担任出版社副总编、藏文室主任的经历，便迎难而上，带头承担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族卷·西宁分卷》的调查编纂任务，最终有四卷本。塔尔寺古籍多是宗教和哲学逻辑类的，先生借鉴吐蕃译经传统做法，组织团队翻译，多人共写一个词条，其中数千余词目是先生亲自审定的，很多重点词目则是先生自己编译的。先生是科班的编辑，对每个词条严格审核，一条不漏，约5000多页、每页4个词条的量，可想而知的辛劳。先生负责的西宁分卷是全国藏族卷中完成最早、质量最好的地州级藏文古籍总目提要，给全国各地州做好这次古籍文献家底普查提供了范本，为保存好、保护好祖国浩瀚的古籍文化奉献了力量。
先生担任院长那几年，境内外、社会上、校园里，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儿。高校的师生显然会首当其冲，但先生坐镇，师德在，威严在，责任也在，身影更在，青海民大藏学院始终保持了稳定。一有风吹草动，先生总会设身处地，向被误导、信传言的学生耐心解答，细心提醒，解疑释惑，鼓励学生多管学业，不管闲事，多求上进，不落俗套，多走正道，不走弯路。
在我的经历中，有两件事儿体现了先生的党风党性和求实担当。一是坦诚接受民族宗教方面的政策咨询。民族宗教工作较为敏感，知识性也强，当我们遇到难题或论证评估时，除了当时的蒲文成、谢佐等老专家，先生是我们登门咨询的常客。先生从来都会直面问题，实事求是，以一名藏族党员教授的勇气和担当，不推诿求全，不临阵缩头，特别是在宗教与邪教、迷信之间，民族观念与民族意识、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之间，国家通用语言与各民族语言关系等有关重要话题的政策把握和公开表述上，开诚布公写意见，坦诚相见提建议，为高层真正掌握实情、了解政策、把握时机提供智力帮助，为青海省坚持党中央一贯强调的慎重稳进、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维护社会舆论和谐氛围，恰逢其时地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一件是主导新词术语翻译审定工作。青海省藏语术语标准化审定委员会是全国较早期的新词翻译审定组织，以政治类新词术语为主，民委牵头协调，几家新闻单位轮流收集新词，集体翻译，集体审定，规范话语。先生多年来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审，我参加过多次审定，所有的七嘴八舌，只要委员们意见不一致，最终拍板靠先生。据说，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教育领域的各学科的藏汉英三语对照词典，持续近20年，几十万条词目，以及社会上一些知名的多语词典，先生都是参与者，是名副其实的资深翻译家，是21世纪初汉藏翻译的头雁。这些工作有时也很敏感，有些词汇看似简单，实难转译，让我们束手无策，可这些对先生来讲都不是什么难题。先生一讲，我们才恍然大悟，一词之用，如此奇妙，对先生的智慧、敏锐和翻译水平赞不绝口，十分敬佩。
《现代汉语词典》藏译“敢死队”队长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原单位，也被吸收到由先生担任首席主审专家的青海省藏语术语标准化审定委员会参与新词审定工作，有了追随先生一起翻译的经历，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先生领衔推动汉藏翻译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艰辛付出。
翻译有原则，但没有标准；翻译有规则，但没有固定的方法。这是我在先生门下学翻译、干翻译最坚定的收获。先生总结吐蕃的译经传统，特别是对吐蕃赞普以法令颁布的《语合两卷》深度探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提出了“译法灵活不拘泥”个体翻译行，团队翻译也行；意译、直译、音译行，移译（或交叉翻译）、增译、减译也行的多种译法并用的大胆观点。这一方法论的提出，为佛教文献语言的本土化、印度佛教及其文化的吐蕃化提供了无限可能，特别对现今强调再创作的文学翻译更为实用、更为突出。先生提出的“译法灵活不拘泥”，是在源语言和目标语同时精通的前提下才能运用自如的一种境界。这些在拜读先生有关《语合两卷》（声明要领二卷）翻译以及《〈贤愚经〉补译及其注释》等研究作品中窥知一二。正因为先生对汉藏翻译历史、中外翻译理论、文学翻译实践有着广泛涉猎和深度把握，才总能通古论今、古今相通、运用自如，成就了汉藏翻译方面的丰硕成果。
令我最难忘和如今最难释怀的，是翻译汉藏词汇对照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代汉语词典》）这部涉及7万个词条、不同义项达16万词目的大型文化交互融通工程了。几经周折，2013年春节后，该课题于青海省民宗委正式立项，由先生担任课题负责人，面对这项人人摇头作罢的巨大工程，先生从西宁有关部门经过初选20人，几轮试译下最终敲定15人，戏称为“敢死队”，并言：一个国家词典转化翻译首先一定是严肃性的，这是基础。我们要做一起做！一定要做好！在具体实践中，先生要求队员要逐词翻译，不漏一词，不漏一项，不做随意删减，不避难就易，名曰“完整性”，这是“信”。在翻译中，若要实现现代汉语在现代藏语中的整体呈现、完整话语，必将对偏向印度梵语、文献浩瀚、自成体系的藏语语言体系产生巨大影响，故团队也随之承担了这一学界的学术压力。先生一再强调团队的定位：传统藏语的现代转型，一直在探索和前行中，但境内境外路数形态各异，适应国内话语，搞好国内翻译，就要向《现代汉语词典》靠拢，内向中华，否则会在政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我们做好了，必将在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无法估量的社会文化价值。先生要我们效仿吐蕃时代的团队翻译，延续译经的官方路径，经历分工整理基础词汇、分工初译、疑难讨论、集体审议、交叉审阅、复审、统稿和终审八个必经阶段，形成新时代的《语合两卷》。跟以往专业词典、业务词典、术语规范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是全文翻译，力求做到从始而终的“准确性”，不丢失现代汉语的深层结构和叙述习惯，不改变词性等，连典故成语也采用异化法保留汉语来源的面貌，要给藏语受众提供一个全新的语文样本。这一工程的完成，对在藏语母语者中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最直接和长远性的意义。然而，鉴于这一课题的政治性、敏感性，加上语言问题，先生和团队在网上网下遭遇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杂音，但先生很坦然，要求我们只做不说，做成再说，不成不说！为完成这一世纪伟业，团队15人在先生的带领督促下，甘坐冷板凳，埋头苦干了9年，没有一篇报道。想来，这是网红时代多么难耐的寂寞呀！
词典翻译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每一个词条都要经过先生敲定，先生可谓工作量最大。尤其专有名词、生物名词、科技名词、成语、典故、谚语、古文、文献书名等的翻译非常不统一不规范。先生要求全部按词翻译成词，四字成语翻译为四节结构，对等翻译，不拖泥带水，既要有“简洁性”，也要讲“实用性”，确实加大了翻译难度，但大家感到先生的要求非常关键，决心咬牙攻克。先生亲自主持，并承担了所有译名的最终审定任务，凡疑难问题反复提交到全体会议讨论。9年多来，各种有记录的专题会、讨论会、研讨会多达160余次，先生都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追求精益求精。
在这一漫长的工作中，先生从一个只会用手机通话的退休教授，变成了一个微信高手，各种探讨、督促经常通过微信传来。我负责D部分翻译，先生与我单独沟通就不计其数，单独面对面集中指导翻译、修订就有4次，多轮修改后，我感觉自己三分之二的译词都已经完全“桑杰味”，既有个性，也与整个词典有统一味道。对于所有团队译者来讲，先生严谨、博学、负责任的态度和坚定的毅力是我们永不停步的动力和军号！很欣慰，《现代汉语词典》第一部出版发行以来，有评价说：具有新、全、准的优点，坚持完整性、准确性、简洁性、实用性原则，符合辞书编纂规律和新时代文明生活要求，实现了汉文和藏文在现代语境中的深度融通，形成了汉藏语言珠联璧合的话语新格局。这是先生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最好回报，也是我们15个队员最珍贵的财富！
记得有段时间我在贵德县工作，恰逢先生也在，我探访先生时看到桌子和床上都是词典译文的手稿。先生打趣讲，有个不识字的牧民见他每天在看一排排汉藏文，以为上面都是人名，问：“你是核查名单的警察吗？”先生答：“是的，我是个守词民警！要把每一个词守好，不能乱跑！”先生讲起来很轻松，而我有些莫名的悲凉和伤感，不知怎么接下这个话题！先生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太多了，生命最后的这十年，完全都是在伏案翻译和统审《现代汉语词典》的静默时光中度过的，为汉藏文化的现代交融打开一条通道，为雪域高原留下这盏不灭的明灯。而您，怎么就带着无限的执着突然丢下我们走了呢？我们还能继续前行吗？先生，我们只完成了词汇版，正在接近收尾的全文版呢？早已谋定的现汉正字解说版呢？
告别遗体、出殡火化的清晨，隆务河一直在大声哭泣，西山的风一直在低吟祈求，我迷茫地混在送行您的人群中，感觉火化的第一缕浓烟飘得很远，一直向着山脚下的小镇！人终究都会离去，一些人只是带走了生命和躯体，而您一走，也带走了博大的智慧灵魂和融通汉藏的大脑智能！而我们未尽的事业，会是您割舍不下的遗愿吗？
夜已经很深！高原的春风不分昼夜吹拂着。在浑浊的俗世描写那远去的飞鹰、那曾经在身边的勇师、那毕生清醒的智者，是何等的忐忑！桑杰，梵语之词，佛亦，天亦，觉亦，醒亦。人如其名，至少在我追随的二十年时间里，先生绝不要自己犯错，哪怕是拖垮了身体，也不愿意在肩负的事业上得过且过、留下败笔。以这种无畏和执着，先生沉静而低调地坚守了如此高贵的一生。对我，这是比教理论、比出词典更加可贵的灵魂再造和生命恩赐！
感念吾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