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玛乔老师是我的前辈，但在这次采访之前，我与她没有什么交集，在我眼里她只是一位谦虚低调的老大姐。听了她的故事，特别是她轻描淡写的那些真实经历，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其实并不普通，在安逸与磨砺之间，她能够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本身就是个勇敢的决定。她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有些人的梦想是用一生守候的。这样的人，不管最终是否收获了什么，都是令人尊敬的。
糊里糊涂中决定了一生的职业
1960年是白玛乔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选拔到西藏公学（现西藏民族大学）学习。进校不久，所有学生按成绩分班，成绩优秀的她被分到甲班。她在班上年龄最小，记性也好，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在完成了两年的基础知识学习后，要进入专业学习。分专业时，她被分到了师范科。
1966年3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同学跑过来对正在操场的白玛乔说：“你被《西藏日报》选中了，要送到中央民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去学习，你赶紧去找班主任老师吧。”白玛乔心想，连招生的人影都没见一个，怎么会被录取呢？但还是跟着同学去找老师了。原来，《西藏日报》社人事科的石宝善老师带着两个记者，到民院来招新闻工作人员。他们通过老师了解学生的情况，综合了学习成绩、年龄、家庭背景、写作能力等各方面情况后，从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选了十名，白玛乔就在其中。
1966年5月，他们一行十人，加上从拉萨中学选拔的十多个同学，正式到中央民院学习。这批学生是《西藏日报》社委托中央民院培养，学业结束后，回《西藏日报》社工作。
初到中央民院，给白玛乔一种视野开阔的感觉。新闻这个专业让她越学越着迷，除了吃饭、睡觉，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和图书馆里。班主任赵宗仁常常给她们讲尹锐、刘汉君、肖俊熙、惠琬玉、姚梦林等记者的感人事迹，她听后非常崇拜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立志要做像他们那样的记者。
到北京四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和满墙的大字报弄得人心惶惶。赵宗仁老师向《西藏日报》社汇报了学校的形势，报社发来电报通知全员立即返回报社。
1966年9月，她们一行人坐火车转汽车，在路上颠簸了七八天之后，终于来到久别的拉萨。走进《西藏日报》社的大院，举目之处都是破破烂烂的铁皮房。才告别美丽的校园，心里的失落感不言而喻，可一投入到工作中，这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白玛乔采访向巴平措
初当记者 激情满怀
六十年代的《西藏日报》社，藏族编辑记者很少。他们这一批人的到来，被寄予了很多希望。肯定的言语和信赖的目光，让他们倍受鼓舞的同时，也感到压力巨大。
那时的报社实行采编合一，白玛乔分到汉文报经济组。当时经济组的编辑记者大多是汉族干部，多数毕业于名牌大学，业务能力一个比一个强，对新记者也是毫无保留地传帮带。
白玛乔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下乡采访的经历。那是由马宁轩和延振华老师带队，到林芝采访。林芝是白玛乔的家乡，但她对家乡并不熟悉，十二岁离开后，家乡在记忆中一片模糊，连回家的路都记不太清。
那一次下乡，吃住在一个村干部家里，他们要一边找村民采访,一边帮住家捡拾柴禾，抵消食宿费用。下一次乡很不容易，要尽可能地多写稿子，两位老师也为刚踏入新闻岗位的白玛乔布置了一篇稿子。这是她记者生涯的第一篇稿子，她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写得非常认真，光导语部分就抄了整整一页毛主席语录。交稿后，两位老师看着稿子哈哈大笑。她窘得不知所措。后来，老师们拿着稿子逐字逐句帮她分析，指出其中的亮点和不足，告诉她这篇文章该怎么开头，怎么展开，怎么结尾。这一次实践让她觉得比听上百次的写作课更获益。她深刻感受到写好新闻，只有在实践中摸索，才可能全面提升新闻业务能力。
这一次采访后，两位老师特意为她安排了回家探亲的时间，知道她离家多年不知回家的路，又联系宣传部，请他们派一个人送她回家。这是白玛乔十二岁离家后首次回家，过尼洋河，坐牛皮船，走半天路才到家。一边是已长成大姑娘的白玛乔，一边是慢慢见老的双亲，一家人见面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不停地掉眼泪。
在报社经济组工作期间，是白玛乔采访热情最高的时候。白玛乔最喜欢农村经济这个领域，她常跑拉萨附近的娘热、纳金和夺底沟，跟农民聊天聊收成，觉得那样写出来的稿子很鲜活。工作热情正高涨时，“文化大革命”在拉萨全面开始。她对这类事情很不感兴趣，凡有下乡采访机会，都会积极争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林芝、山南和拉萨郊区县。
白玛乔一直盼望着有机会回到课堂上，续上那段求学梦。1974年，经过《西藏日报》社推荐，教育部门政审和知识测试，她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了。从1974年8月到1977年8月，她一直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学习，一次都没有回过西藏。寒暑假时，整栋楼就剩下她和值班室的师傅两人。
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回到校园，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吸收的知识更容易消化。这三年，她的书包里一直装着碗筷，吃完饭就去图书馆或者教室，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完成专题写作，广泛阅读经典名著，这一切对她的人生定位、理想信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失意之时不曾动摇梦想
就在她踌躇满志，决心在经济新闻领域有所建树时，报社提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办藏文报上。她是第一批受过专业教育的藏族记者之一，在举全社之力办好藏文报的前提下，领导让她立刻到藏文报工作。她的藏文达不到采写稿件的水平，藏文编辑部就把她安排到编辑室，让她负责编副刊《新竹》。说是编辑，其实就是从汉文报副刊选一些比较有西藏特色的作品，稍加编辑删减，然后送到翻译组翻译。如果是个善于享受的人，这份工作确实不错，比较清闲，也不会出什么差错，有较多的时间放在家庭和孩子上。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她觉得浪费了大好年华，便鼓起勇气找到当时的尹锐总编，提出了回采编部工作的要求。见尹总编沉默不语，她退一步说，实在不行，下地区驻站也行。尹锐总编以前是经济组的组长，跟她很熟，但这会儿，他严肃地说，你一定要当记者的话，我们把你安排到阿里站。也许，他这么说只是想让她打消换工作的念头。但她心意已定，毫不犹豫地说，可以，去阿里也行。
看到她的决心如此坚定，组织上终于同意了她换岗的要求，让她下到日喀则驻站。记者站的任务很重，当时《西藏日报》驻日喀则记者站已经有古兰芳、熊庆元、冯泽国三人。下乡采访时，大家一起去，互相有照应，但新闻采访源少，挤在一起完不成任务，只有单独下乡。
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面积很大,下辖十八个县，只要肯吃苦，还是能找到很多新闻素材。因为她自己是农村出身，最喜欢采访农牧民，跟他们打交道、聊家常，收获很多，但交通是个大问题，那时各地记者站都没有配车，只能自己想办法搭便车。当时，从地区到各县之间还没有班车之类，只能搭便车，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助开邮车的师傅，但只能坐到车厢上，驾驶室一般坐不了。那时的道路状况十分差，一路泥泞一路颠簸，到了目的地，整个人都瘫了，可她从不叫苦，从不怨天忧人。
除了交通，作为一名女记者，最难的还有住宿问题。很多乡村的条件差，乡里只能安排记者住办公用房，破旧不说，连门扣都没有，用所有能用的东西顶门，仍整夜整夜害怕，睡不着觉。有一次，白玛乔到萨迦县麻加乡采访，乡里安排她住到会议室，门坏了，根本关不上。睡得迷迷糊糊时，听到有响声，侧耳一听，又好像没有，翻个身子又觉得有响声，并且响声越来越密集，感觉那声音正慢慢朝她走来。她怕极了，悄悄地摸到枕头底下的手电筒，大着胆子摁住了开关，光亮之内，一个很大的黑狗就在离她一米之内。白玛乔连大气都不敢喘，死死地用电筒照着它，生怕它一下子扑过来。就这样对峙了很久很久，黑狗终于经不住电筒照射，慢慢地走了出去。第二天，她找到区长提出想住到一户人家。区长想来想去说，供销社有个女售货员，一个人住，但她那里摆不下多余的床，只能一起睡。就这样，她和这位陌生的姑娘在一个被窝里睡了一个礼拜。
从县里到乡里、村里都是马车，碰上到城里办事的农民就搭上一程，一路聊聊家常，抓到鲜活的素材，赶紧写成稿子。
当时，西藏的企业不多，江孜有个卡垫厂，厂长叫次仁拉姆，白玛乔采访了几次，感觉这家企业的管理模式、产品开发有许多创新，就在那里蹲点，把敢于带领企业勇闯市场的卡垫厂领头人次仁拉姆的事迹写成了一篇通讯稿。由于正值改革初期，这篇稿子对西藏各类企业的改革极具借鉴意义。
她的很多稿子除了报社采用、还被广播电台播出。在县乡采访，很难及时看到报纸，所以经常听广播，听到广播里用了她的稿子，鼓舞很大，对采写好稿件更有信心。
“记者这个职业注定了我们要不停地与陌生人打交道，遭人冷遇是经常的事情。我觉得当好一名记者，要学会理解、尊重、包容，不卑不亢。我觉得很多人一看到是个女记者，就会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其实女性从事记者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常年累月外出采访，你必须把家庭放在一边，在这方面我有着切身体会。”白玛乔这样说。
年轻时的白玛乔
我庆幸此生没有虚度年华
记者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白玛乔有幸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
成为驻站记者之后，她又被安排到记者部机动记者组。机动记者组承担着西藏自治区所有重大采访活动，对文字、速度各方面的要求很高。白玛乔到机动组后，参与了多项重大活动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大师多次回到西藏视察工作，举行佛事活动，组织上多次安排白玛乔全程报道。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采访和写作经验的白玛乔，全程及时准确快速地采写出稿件。后来，十世班禅大师圆寂，这一突发事件也是她执笔首发，得到了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的肯定。
有一位援藏记者说：“我们内地报纸的记者就采访一个行业、分管一个部门，不像这里的记者，什么行业、什么部门都能采访。”白玛乔说， 西藏的记者就是杂家，什么都要学习，什么都要适应，什么样的任务都要完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西藏各项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为及时反映西藏各地的改革热潮，《西藏日报》组织了一个采访组，在时任副总编张成治的带领下，从山南扎囊县开始，经林芝、米林、朗县到工布江达采访，白玛乔就在这个组里，白天跟着农民下地采访，夜晚又把他们请到村委会座谈，送走了村民，潜心写稿，写完稿还得一次次送审，稿子到了张成治副总编手上，不修改个三四道，没有过关的时候。超负荷的工作让她十分疲倦，甚至羡慕到了目的地就可以休息的司机。张副总编看出了她的懈怠情绪，不止一次说：“你们现在还年轻，不要怕苦怕累，这些经验都是你们今后的资本。” 很多年以后，回想那些经历，白玛乔说，那些经历真的都是财富，如果没有严格的好领导、好同事，成长路上要走好多弯路。当时的尹锐总编也是个要求特别严的人，有一次为了做一个典型报道，白玛乔等几个记者跟他到墨竹工卡县日土乡采访。那是个冬天，还下着大雪，乡里把他们安顿在会议室，条件特别简陋。尹锐在采访组下去之前就提出要求，不能给当地老百姓添麻烦。采访组里就白玛乔一个女同志，但有规定在先，她也不敢提出什么要求，和一帮男记者睡在一个屋子,所有的不便都自己克服。
伙食住宿差也罢了，最头疼的是采访。白玛乔既承担写稿任务，又承担着采访组的翻译工作，群众的语言都比较散乱，她就把主要的内容翻译过来。尹锐也懂点藏语，他听了白玛乔的翻译很不满意，对她说，老百姓说得那么生动有趣，你翻译得太笼统呆板。这句话到现在白玛乔都是记忆犹新。她说，记者作为记录者，就要用原汁原味的老百姓的语言。
现在想起这些事，白玛乔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成长阶段遇上了良师益友，使一些缺点和不足得到了及时纠正。因为这些前辈的影响，白玛乔一直没有离开新闻采访工作，任记者部副主任后，仍带队跑采访。
1991年，昌都解放四十周年之时，她带着一个采访组去做庆祝活动前期采访报道工作，把昌都地区的成就等报道做得特别出色。
1995年，白玛乔主动要求赴阿里采访，行程5000多公里，走遍阿里地区所有县，采写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稿子。至此，她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白玛乔说，我当记者，从不会写稿到会写稿，从一名普通的记者到主任记者，享受自治区级专家津贴的荣誉，这一切都离不开《西藏日报》社的教育和培养，离不开老记者、编辑们的关心和扶持。那些扶携我成长的老大哥老大姐，让我慢慢地熟悉并热爱上了这份工作。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作古，有些已音信全无，但我一直心存感激，感激他们手把手的帮助，感谢他们的谆谆教诲。总之，这一生我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努力学习过，刻苦钻研过，辛苦工作过，虽没取得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但这就足够了，我庆幸自己没有虚度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