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东凡老师走了，在北京的初春。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惋惜和悲伤一道涌来。窗外是北京难得的蓝天，这才感到一丝慰藉，有阳光护送着他。我知道，从1961年他到拉萨起，他就习惯了蓝天，习惯了阳光，灰色和阴霾会让他感到难受。
此时，耳边响起：“小廖啦，您来啦！”“小廖啦，很久不见！”“小廖啦，您胖了！”
这是三十年前，从拉萨繁华的八廓街上传来的。那天，应该是1987年夏日的一个早晨，廖老师突然出现在赤江大院里，他双手捂成喇叭状，在我家楼下的下马石边朝上大声喊叫。我转身掀开门帘迎出去，廖老师已经顺着幽暗的石阶登上来，还在一路叫喊着我父母和我的名字，身后跟着几个年轻人。这是廖老师1985年调到北京工作后，再次回到拉萨。我忙着给廖老师和他的同伴们端茶杯倒酥油茶。廖老师和过去一样，用流利的藏语向我父母问好，然后一一介绍他的同伴。他高大的身躯和热情的大嗓门，与落地窗斜照进来的阳光一起，把我家的客厅填塞的满满的，家里顿时变得像节日般热闹欢快起来。
聊完天，喝完茶，他要求我陪他们去逛八廓街。我们顺着幽长的石板路往北走，还没有走到主街，“小廖啦！小廖啦！”从两边幽深阴暗的院落里，从手摇经筒快速赶路的人群中，从正在打开的商铺木板门后面，从已经摆好商品的摊子上，一会儿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阿妈，一会儿走来几个健壮的大爷，一会儿看见摊位后面晃动的毡帽，时不时地朝我们大声招呼。“小廖啦，您来啦！”“小廖啦，很久不见！”“小廖啦，您胖了！”廖老师不断地伸出双手迎上去，一路走走停停，用藏语高兴地向他们问好、叙旧，完全是久别重逢的老邻居喜相逢的样子。
我惊讶极了，在八廓街出生和长大，从小出入街巷里的各种店铺，买印度口香糖、买英国巧克力、买做毽子的彩色羽毛、买西域的干果、买尼泊尔手镯和耳环、买酸奶、买咖喱粉、买牦牛肉、买山里的野葱、买草原上的黄蘑菇，买自己和家里需要的一切物品，可我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熟人，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朝我打招呼。在惊讶和羡慕之余，我不得不照应廖老师带来的北京客人，生怕怠慢了人家，只好自己带着他们继续慢慢向前走，向他们介绍两边的老房子，指给他们看摊位上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不时再回头看看廖老师跟上来了没有。记得那天，我们一路走走停停，走到八廓街的东面时，天气开始变热，快到中午了，我不得不邀请他们走进凉爽的小店铺，请他们坐在卡垫上，一边休息，一边品尝这家有名的小蛋糕和凉粉，同时在这里等候廖老师。我这才意识到，廖老师邀我来是对的，要不然他的第一次来拉萨的客人们会非常劳累，半天也转不完八廓街。到了八廓街，廖老师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会遇到无数的亲朋好友。
我家先后住过八廓街周围的夏格巴、旺堆康桑、赤江拉让这三座院落。小时候，每次从回廊看见廖老师出现在这些院落的天井里，都能听到他热情的大嗓门，大人们总是被他磁石般的笑声吸引和感染，在他身边形成一圈小漩涡。这些院落，虽然老旧，却敦实舒适，古朴雅致，别有一番韵味。如今只有赤江拉让还在，已经改装成一座艳丽的宾馆，游客不断。
这些曾经的院落，从脚下清凉的石板地，到雕刻着卐字的下马石，再到幽深阴凉的水井，然后顺着包有铜皮的楼梯，镶嵌印度铁栏杆的回廊，以致厚重到将近一米的窗洞和墙体，处处散发出幽古的气息，随时能触摸到一段往昔的历史，体验到前人的生活环境。若有耐心也可以从史料里查找到曾经的事件和人名，这些事件和人物，都与西藏近代的一段历史或宗教、文化有关。如今这样的老院落，大多数消失，没有实物，不再立体，更无法触摸和体验，有些幸存下来的，也已经物是人非。在无法挽回的遗憾中，唯一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些老房子被廖老师一一记录了下来，被廖老师珍藏在他的日记里，写出了一篇篇拉萨老房子的文章，真实又全面地保存了下来，让后来的人们，知道这些曾经的老院落，全面了解拉萨八廓街的建筑故事。
1961年，廖东凡老师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作为热血青年，自愿来到西藏。他这位当时被称为“在西藏比金豆子还宝贵”的大学毕业生，却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组织上拒绝分配他到报社等文化单位，而是带有贬斥性地分配到拉萨市民间歌舞队，也就是今天拉萨市歌舞团的前身。从此，他作为歌舞队唯一的汉族，真正生活在了藏族当中。他刻苦学习藏语，用心向周围的人请教藏族文化，带领歌舞队的演员去西藏各地慰问演出，与队员与当地的农牧民吃住在一起，让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藏民族的生活当中。
一名国家干部，除了做好所有的本职工作，带领歌舞队编排歌舞、组织各种忆苦思甜等政治学习、教演员汉语、为演员增加收入到处寻找其他零活，下乡或去边防慰问演出等外，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廖老师还非常有心地把生活中随时遇到的各种风俗习惯、节假日、民间谚语和民歌，自己居住的夏格巴大院和老拉萨的建筑物，以及住在其中的人物与故事，还有歌舞队去各地演出时沿途的民情和风俗，一一详细询问、记录下来，记下了上百本日记。在他二十四年的西藏生活结束后，又经过多年辛勤的笔耕，终于以《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的面目，以厚重的九本书，把西藏这片古老大地上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或者不知渊源和历史出现断层的丰富的实物和民俗文化，全面系统地记录下来。为今天的我们，也为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大量真实、生动的西藏民俗知识和藏族文化素材，更是为研究西藏文化的学者提供了第一手最宝贵的资料。
记得十多年前，一位朋友的亲戚在拉萨开了一家藏餐馆，店名取的是他们家族的名称。菜肴味道正宗，客人络绎不绝。我在这家餐馆吃饭时，看见湿纸巾包装袋上的文字是对拉萨的简介，就问：既然餐馆取的是家族的名称，为什么在纸巾上不介绍您家族呢，这多有趣！主人显得难为情地挠着头说：家中的长辈去世的早，我们这些晚辈不太了解家世。我脱口而出，廖老师的书里有，您家的历史是我从廖老师的书里看到的。是吗？主人又惊又喜，当场要求我给他找廖老师的书。我告诉他，拉萨新华书店里有卖的。后来他去了书店，廖老师的书已经脱销。他带话给我家里人，让我从北京帮他找。于是，我给他、还给我家亲戚的孩子们买了廖老师的书寄去。尤其是后来在2008年出的《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我买了许多套寄到拉萨，让拉萨的年轻人通过廖老师的书，了解自己的城市和民族文化。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记录西藏的民俗文化和历史生活的书籍中，廖老师的书相对最客观和真实，并涉及面最广，几乎可以说包容了西藏生活的方方面面。
提到廖老师，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那是1999年，龙冬策划扎西达娃、阿来和彭见明等数位作家“行走西藏”的活动，他作为组织者自己挑选了最艰难的路线——阿里。当行走回来在北京写《1999，藏行笔记》时，他想起在阿里翻越最南端的近6千米高的“夏穆拉”时，自己的毡帽在峰顶被暴风雪吹走，当地人告诉他“帽子丢了是好事！”。在他写这段时，问我为什么帽子丢了是好事？我说我们藏族的确有这种说法，但为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于是，给住在同院的几位从拉萨来的长辈和老师们打了一圈电话，回答都和我一样。最后龙冬说，还是问廖老师吧。结果是廖老师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他虽然也说不清楚这个缘由，但可以帮我们问到。第二天一早他打来电话，兴奋地说：“夏穆拉苏，恰古拉苏！”他告诉我们，他给西藏的老朋友边多啦打了电话，边多老师也难住了，结果他家的农村保姆听见，在一边说，她的家乡有这种说法：夏穆拉苏，恰古拉苏——帽子丢了，晦气丢啦！
从这件小事以后，只要有西藏民俗方面的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廖老师，首先想翻检的也是廖老师的书。
这就是廖老师，他有许许多多的藏族朋友，他对朋友真诚、热心、善良。边多老师来北京治病，我记得就住过廖老师的家，住过他家的还有许多西藏的老朋友，在北京得到过他热情接待和真心帮助的就更多。他贤慧的夫人陈闺梅老师也是每次都不辞辛劳地为丈夫的朋友们做一大桌可口的湖南菜。他的家，几乎成了老西藏们的接待站。为了学问，他也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打听，从不敷衍了事，或自以为是地给出似是而非的答案。那些用自己有限的眼光和生活经验，去套用和解释他人与其他民族的生活，这在我编辑的二十多年的稿件中，比比皆是。由此，我不得不敬佩廖老师的严谨和认真。
廖老师生前始终有一个愿望——要求我跟他合作一部关于西藏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是十多年前他见到我时常常谈起的一个话题。估计从大学时代起他就有文学梦，到了西藏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他的文学梦断了，于是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最基层的工作和抢救民间文化上，晚年，他又想续上文学梦。我只是笑笑敷衍，从不认真接话。他是我的学长和老师，作为晚辈，我不便于驳他的面子，也不便于向他说教。我知道，我们就是写出一部较好的长篇小说来，其价值也超不过他的“民间文化丛书”，其生命力更是超不出他的民俗文化的书籍。我写的小说，和今天许多其它的小说一样，也许有一点点文学性，但基本没有什么文化价值，不要说像他的书籍那样能世世代代传下去，能提供给社会和其他人巨大的文化信息与文化财富，我的作品就连此生此世都留不下来。廖老师留给我们的却是无价的文化遗产，他留给我们的东西，年代越久远会越加珍贵。可以说，我们藏民族的不少民间文化遗产是廖老师帮我们抢救下来的，是他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和真情帮我们保留下来的。
他不知道，作为一个西藏人，我在内心是多么的羡慕、感激和敬重他。
现在，《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已经成为我的工具书，放在家里和办公室各一套，随时翻检，随时从其中学习和吸取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廖老师的书，最宝贵处，在于它们不是从其他各类书籍上抄录下来，攒到一起；或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或者牵强附会，任意曲解，甚至以讹传讹。这样的书在今天比比皆是，并大行其道。而廖东凡老师，是扎扎实实地住在拉萨老城区，生活和工作与藏民族完全融入在一起，并以他热情和真诚，以他北大给予的学养，也以他日渐娴熟的藏语，一边四处结交各民族的朋友，一边广泛地虚心询问和学习，用二十余年的艰苦修炼，最终拿出真实而丰硕的西藏民俗文化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