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明、袁莎合著的《金钥匙·十七条协议》一书，作为“《中国西藏》视点”丛书之一出版了，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为系统和全面探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一部著述。该书图文并茂，洋洋洒洒64万余字，蔚为大观。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遭受外来侵略，饱受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英勇抗击入侵者的光荣历史。民国政府一直没有能力解决好抵御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并消除国内战乱因素，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同时，也没有能力解决好巩固西南边疆，遏止西藏地方一度出现的独立逆流的问题。只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代表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解决了西藏问题，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地方回归祖国大家庭，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从而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十七条协议”是西藏和平解放中的纲领性文献，通过研究这一文献来认识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与实质，诚如该书书名所要告诉读者的一样，它确实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读过该书，我有这样几点感受：

    首先，资料丰富，证据充足，立论公允。

    该书引用了大量重要的档案和文献资料，诸如：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涉，中印交涉，中英交涉和中美交涉等往来函件资料，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有关档案，以及当事人的记述、回忆，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等，都有甄别地加以利用。同时，作者也比较重视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近代西藏问题研究多所用心，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杜永彬汉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谭·戈伦夫(A. 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伍昆明、王宝玉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等书，都充分利用。对英印政府、美国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恰如其分地分析，对西藏噶厦政府在对待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及变化，作了准确地描述。对十七条协议的内容进行细致的论述，对进藏部队官兵为解放西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所表现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给以充分地展示。从整个书的写作来看，很少概念化和简单化的东西，表现出一种科学求实的态度。

    其次，突出重点，明晰变化，时有新意。

    有关西藏和平解放，以及十七条协议的问题，看起来单一，实际上涉及问题不少，如何加以表现，也是一个应该用心的方面。我感到本书作者思路清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突出了重点。例如，把新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运筹帷幄，重视解决西藏政治、民族宗教、军事和外交等难点问题的敏锐意识；把西藏和平解放前夕中国中央政府与印度政府、美英等外来干涉势力，以及西藏地方上层斗争中的不同策略；把西藏地方谈判代表团的活动过程，十七条协议形成的重要关节点，详细内容的分析等作为描写重点，让读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善于勾勒重大决策的变化，例如对毛泽东主席治藏方针的论述，“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从班禅问题看到解决西藏问题，以及解决西藏问题从西北局负责到西南局经营，从军事解放到和平解放，等等。脉络清晰，而且论述之中迭有新意。

    第三，重视历史人物、事件过程的细节描写，从细微处见精神。

    该书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细节作了细致而认真的描述，通过往来文件和讲话，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坏、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中央领导，在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军事决策中所表现出的伟人风范，给予充分的展示，把他们既坚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原则立场，又充分考虑到西藏地区特殊历史和现状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准确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对于直接落实西藏解放方针，签署十七条协议的一些关键人物，如率兵进军西藏的十八军首长张国华、谭冠山；西藏地方主和爱国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计晋美；藏族爱国人士喜饶嘉错、格达活佛等；中央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张经武，以及爱国僧人志清法师，以学识报效国家的学者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等，都作了清晰地交代，通过这些人物来展示波澜壮阔的和平解放事业顺利实现的历史进程。对于西藏地方上层中消极抵制，乃至积极反抗和平解放的活动，也通过一些人物的活动呈现出来，特别是对像夏格巴这样的分裂主义顽固分子，都做了细致的刻画和准确的叙述。从而使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达到立体的和丰满的效果。该书对西藏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及其前往北京过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和西藏地方代表团就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所进行的七次会商，以及双方代表团成员对十七条协议逐条商讨，特别是就解放军进藏和班禅地位问题展开的争论，为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而进行的艰苦努力等等，详为描述，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新中国领导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坚定信心和能力，看出他们审视全局、深谋远虑的卓越风范，以及关心西藏社会稳定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美好意愿。利用黄明信先生有关十七条协议文本翻译过程中十分注重用字的回忆文章，以及阿沛·阿旺晋美关于西藏代表团成员印章使用情况的说明，轻松驳斥了歪曲“十七条协议”合法性的不实之辞。从而产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

    第四，叙事新颖别致，行文流畅。

    “十七条协议”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文献，如何展示这一文献所反映的伟大历史变革，可以有不同写法。本书通过叙述的方式，把文献资料和口传资料结合起来，没有过多的辩驳，也没有旁征博引地烦琐考证，而是围绕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娓娓道来，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同时，该书文字也较为流畅，是一部专业人员和普通读者都能接受的好书。

    和所有著作一样，本书也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诸如：

    第一，前面对西藏宗教、社会等历史发展过程叙述过多，给人痈疽的感觉。交代涉及西藏和平谈判和“十七条协议”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该书第一章第二节“西藏的社会”，第三节“西藏的宗教”和第四节“西藏的经济”对这些问题进行面面俱到地描述，我觉得大可不必，让人产生没有紧扣主题和痈疽的感觉。

    第二，对个别历史事实叙述得不够准确。例如，该书在叙述被吐蕃王朝征服的各部时，就不准确地把吐谷浑说成是甘肃地区的民族(见该书上册第33页)，事实上，吐谷浑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青海地区，而不是甘肃。又如，该书记述忽必烈“统一中国，1260年他正式建国号大元，并把都城迁到大都(即今北京)。” (见该书第45页)也不正确。事实是，1260年3月忽必烈即大汗位的地方是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北)，而非大都。这一年5月，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按坦河即大汗位，双方展开汗位之争。元大都位于金中都旧城东北，始建于1267年，到1276年都城的主体建筑工程才告竣工。公元1271年11月，忽必烈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史称元朝。次年(1272年)2月改中都为“大都”。1274年正月，宫阙告成，忽必烈始御正殿接受百官朝贺。所以，“1260年他正式建国号大元，并把都城迁到大都”的描述是完全不对的。

    此外，该书转引第二手资料过多，同时也有校对不精的地方，如“导言”里引用“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文，在参加签字仪式的领导人名单中，就有三个人名被写错(“马叙伦”写成了“马以伦”；“谭平山”写成了“谭平由”；“叶季壮”写成了“叶季庄”)。

    尽管如此，我认为瑕不掩瑜，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后，会对十七条协议及其背后的历史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中国藏学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